自打担任控告申诉科科长以来，处理过许多疑难棘手的上访案件，接待室里经常上演人间的悲喜剧。那些举报人、申诉人，有哭的，有闹的，也有下跪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些人影大多逐渐淡去，留下的只是零星的记忆。而他，一个地道的农民老头，许久以来时不时地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……
十万火急
2001年元旦前一天，大家都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气氛中。我与助理检察员小唐下乡调查一起举报线索，直到中午近十二点才结束，刚坐下准备午餐， 手机响了，省院控申处紧急通知：“你院所属某镇一村民吴根大，向省委、省政府告急上访，扬言要采取爆炸手段危害社会。你院迅速查找此人,控制其情绪，随时上报。”救急如救火，我们火速赶往目的地。
在当地派出所见到了他。六十岁来岁，头发蓬乱，面孔黝黑，上身穿一件发白的掉了两粒扣子的蓝色涤卡中山装，两条裤管一高一低地卷起，赤脚穿双旧布鞋，满是老茧皱纹的双手述说着他辛劳的一生。
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就“苦大仇深”地絮叨起来：“老百姓不是人，没人问，没人管。检…检察院来有什么用？谁来也没用，只…只有炸了幼儿园，炸了学校才有人问……！”由于情绪激动，语速较快，有些结巴。
我倒了杯开水递上：“坐下慢慢说。”他没接茶杯，也没坐下。
“老吴，今年多大岁数啦？”
“年纪有什么好问的！“
“平时您都干些什么？”
“倾家荡产了，连饭都没吃了，还能干什么！”
“这么冷的天，您老也不穿双袜子？”
“习惯了。”我把凳子挪到他身边，拉他坐下，他没拒绝。
我们断断续续地一问一答，气氛舒缓了些。两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也能说出点原委来。不知不觉已是吃午饭的时候，我留他在食堂用餐，他没领我的情，还煞虎着脸说：“我不是来讨饭的！”看得出来，他自尊而倔强。
祸从天降
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。1997年吴根大带着十几年养殖鱼虾积攒下的十几万元血汗钱，到邻市郊区承包了六十亩渔塘，准备大干一番。他起早摸黑，辛勤劳作，只有渔塘边的草棚和小家犬陪伴着他。看着活泼争食的鱼儿，他喜滋滋地掐指算计着年终的好收成。谁知祸从天降将快到手的收益化为乌有。一夜瓢泼大雨将附近化工厂堆放在露天的有害垃圾冲入渔塘，鱼儿翻了白眼，全军覆没。
吴根大抱头蹲在渔塘边发呆。随后是历经四年无数次上访，向有关部门请求赔偿。终因种种原因，没能得到实际的经济补偿。经济窘迫，无力重振旗鼓；妻子多病，刚出道的儿女们自顾不暇，生活贫困，度日如年；长期不间断的上访，精神趋于偏执，对周围的一切忿忿不平。
他挂牌在省委、省政府门前吵闹叫嚷，向省、市各部门发出告急信，威胁要用爆炸幼儿园、小学校的手段报复社会。事后问他以小学幼儿园为下手目标，他说现如今都是独生子女，家里家外都当宝贝，而我就没人过问。炸了小学幼儿园才有人来过问我呗。他认定“日子实在过不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条”。
他到附近采石厂打听自做炸药的配方，他到小学校察看放学时间、路线……。尽管这老头已具有危害社会的迹象。但是，如果对他采取强制措施，会加剧对立情绪，一旦回到社会，其言行必定更过激更隐蔽，那将防不慎防。因此，考虑再三，对吴根大不宜采取强制措施。
但是，如何化解吴根大对社会的仇恨心理，却是个棘手的难题。这个难题就落在了我——一个控告申诉科科长的肩膀上。
“民以食为天”，解决生存问题是当务之急。
缓解情绪
小镇地处邻市交界处，商贸繁荣，晚间各种文化娱乐活动非常多。我了解到吴根大曾摆过小吃摊，做过小买卖。
我找到了当地派出所，提出在小镇繁华地段特准吴根大设立夜宵摊，微薄的收入可维持日常生活，有事干也就能缓解烦躁抵触的情绪。
所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，答应得很爽快：“行，为了一方安宁，这两天就办理手续。”
吴根大也算通情达理。于是重操旧业，卖起了阳春面、小馄沌。但我心里明白，吴根大的事情远没有根本解决，只有回到事情的本源，才能打开他的心结。
五一节那天，已是11点多了，我看了几小时书准备就寝，隐约感觉有件事没办完，什么事呢？噢！是他，吴根大，想起几天前他说的话；“到节日，我就特别心烦，人家过节，我是过鬼门关，一夜一夜睡不着，坐立不安，就想着要出口闷气……。”我抓起电话拨了早已熟悉的那个号码。“嘟……嘟……”没人接；过一会再拨，还是没人接；拨了第三遍没人接时，我的心揪起来：他别犯戆，去泄愤肇事啦！立即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，是所长接的。
“吴根大不在家！”我急切地说。
“着急了吧，放心，在我这儿那，我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了。” 就听着电话里所长对吴根大说：“老吴，这么晚了，检察院还打电话来关心你，你可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啊。”老吴“哎！哎！”答应着。
几经打听得知吴根大有个当公务员的亲戚，平时吴根大对他挺敬重。我找到那亲戚，相约一起到吴根大家做缓解工作。吴妻干瘪憔悴，有气无力地打量着我，我在她床边做下，握起她的手拉起家常，吴根大恭恭敬敬给我端来一杯白开水。这天吴根大显得特别高兴，乘热打铁，带他将蛇皮袋装的土制炸药送到了派出所。这晚，我也睡了个塌实觉。
但是，吴根大要求赔偿的事不能总这么悬着啊！
因白天没事干，吴根大隔三差五跑到我办公室来。天很冷，老吴那双老树皮样的手都开裂了，我顺手打开抽屉，把自己用的护手霜给了他。他唠叨不断：“纪科长，你知道吗，那些上告的信，都是半夜里写的。我没文化，写一句话要想很长时间，写下一句话又要半个小时，别看那一张纸几句话，要写几夜呀！”
“我一辈子的辛苦都完了，我真是不死心哪！心里堵得慌，就想一口气出了去才痛快。”
其实，我是个急性子。那阵子他来的次数多了，事情重复了无数遍，讲第一句我就知道第二句。我心里还真挺烦他这个老头。
但是，耐心倾听是缓解上访人情绪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。他一遍遍地讲，我就一遍遍地听。我一次又一次耐心接待，他也一次比一次态度缓和。不过，从他不紧不慢的话语里，我还是感到了潜在的、随时可能爆发的对立情绪及突发事件的隐患。必须尽快落实具体赔偿，才能最终平息这起“马拉松式的”上访。
合力解决
要解决经济补偿，民事诉讼是最佳途径。但是，时过境迁，损失的具体数量的证据无法再补充，法院不能立案。况且污染方某化工厂因违规排放被停业倒闭，当年的企业法人早已不知去向。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找到案发地负责处理此案的有关行政部门，合力配合解决具体经济补偿。
我找到了当年具体负责处理此案的邻市一行政部门领导，敲门进去后，急切地说明来意，并提出要查阅案卷。这位领导似乎很忙，一会儿翻着抽屉，一会儿看看文件，头也没抬就丢给我一句话：“当时已处理结束，现在没必要再为这事协调，就给你一份结案报告吧。”
“有结案报告，必定有案卷，请安排人查找案卷，我必须看一下。”我坚持不懈。
“没必要了吧，我还有事。”他起身准备出去。
我立马用手拦住了他：“现在这事迫在眉睫，已有迹象表明，上访人很可能发生过激行为，而且他明确要炸就炸你们辖区内的幼儿园小学，因为他的损失是在这边发生的。如果不理不睬，一旦发生事件，你我都逃脱不了干系。”听着我严肃的语气，一直没正眼看我的领导，总算正眼看了看我。他思考片刻，拿起电话叫人把案卷送了过来。
材料表明，当时被化工厂有害垃圾污染鱼塘的承包户有好几户，除吴根大以外都是本地人。这些本地承包户被污染的面积较少，损失不大，并且都得到了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的赔偿。吴根大损失最大，给予了7000元赔偿，该款却直接划到了发包方村委帐户，抵交了吴根大的当年的承包款，就是说赔偿款他一分钱都没到手。
不错，承包上交款是有约定的，不能不交，只是，在他遭受了如此惨重的损失时，为何不能缓交一下呢？将7000元赔偿先给予他自救，恢复再生产，等他缓过气来再补交承包款也无妨啊！可现在怎么说也没用了。
回院后，我立即向检察长汇报了案情，她果断指令：立即拟草紧急报告，报送本市及邻市政府，以引起高度重视，尽快通力合作解决此案。
一个星期后，邻市的那位领导主动打来电话协调如何解决这件棘手的上访。我们先后多次召集各有关部门协商补偿方案。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，终于召开了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，拟定了具体解决方案：由两地政府各拨一万元给予困难补助。
在等待拨款的那一阵，吴根大来过两次，拉开领子给我看他颈脖上生了个桃大的瘤，说是不想看医生了，反正活着也挺难受的。听着他的叙述，我心里发酸：“还是去医院看看吧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，你的事很快有眉目了。”
我没说补助2万元的事，因为从他亲戚那儿了解到，他要求赔偿的底线是10万元，也就是说30万元的损失能得到10万元补偿，他就满足了。但是这2万元也是来之不易，不可能再增加金额，也没有其他补救途径。
发送2万元补助款那天，我拉来市信访局蒋局长——这个有名的铁嘴息诉专家，和他一起去看吴根大。一路上，我们商讨着如何做好吴根大思想工作，让他能接受虽不尽人意但是我们竭尽全力争取来的结果。我十分顾虑两个问题：一是他不接受2万元补助的最终处理方案怎么办？二是他接受了2万元，还是继续上访怎么办？我忧心忡忡。
那天，镇政府领导、派出所所长都来了。出乎我意料，吴根大欣然接受了2万元补偿款。
“你们为我做了不少工作，你们是真的把我当回事，是真把我当人看，你们尽力了。”不善言辞老头连声重复着：“谢谢检察院，谢谢政府。”
我陡然发现，事先的顾虑是多余的。
6年过去了，吴根大没有再提过任何要求，也没有再上访。相反，我对他怀有深深的遗憾和感激。多么朴实的一个老头啊！其实，只要我们的工作够细，只要我们的心里有他，他是那么容易满足！恰恰是，有时候我们生硬的工作方式把他推向了绝境。
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工疾苦声；
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
吴根大的事情似乎超越了我的职责范畴，但我不能不管。因为，这是一名控申检察官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所负有的特殊使命，而且不容推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