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回来后，我从一名战士做起，先后担任了某部队的组织部部长、政治处副主任等职。1968年，我被调往中央专案办公室，从此永别了军旅生涯。1978年，我听从组织安排，南下来到常州，先后担任102 医院政治处副主任、常州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组长。1979 年，组织上任命我为常州市东风区检察院（天宁区检察院的前身）检察长，委以我筹建检察院的重任。从此，我便开始了长达近20 年的检察生涯。现在的我虽已年届84 岁，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些点滴往事。

　　白 手 起 家

　　1979 年春，我接到组织上任命我为东风区检察院检察长的“委任状”后，二话没说，接过“委任状”就匆匆上任了。从区政府分了一间房、三张桌子，（检察院）就这样“开张”了。成立那天，检察院的牌子都没有，当天下班后，我就来到一家木雕厂选木料、定尺寸，第二天一早就把检察院的牌子扛了回来，亲手把它挂在办公室的外面。

　　当时，检察院的办公房不足20 平米大，全院上下共7 人，就挤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办公。冬天还好，房里比较暖和，但到了夏天，太阳一晒，房里就成了蒸笼，大家汗流浃背，挥汗如雨，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汗馊味。1 间房、3 张桌子、7 个人，这些就是当时检察院的全部家底了。那时天宁辖区的案件特别多，我们都忙不过来，我向上头要人，上头刚开始不同意，后来经不住我软磨硬泡，又给我们增编了6 人。这下，我们的检察队伍增至13 人，原有的办公房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，我又厚着脸向区政府要了一间房。

　　兴 师 动 众

　　建院后，我们承办的第一个案件是市检察院交办的一起零口供的抢劫案。之所以说是市院交办，是因为当时我们作为区检察院还没有批捕权，所有案件的批捕权都归市院管，然后由市院将案件分配给相应的区检察院承办。刚接到第一个案件时，大家都非常兴奋，恨不得一口气将案子又好又快地办结。下班的时间到了，大家似乎都没有要下班的意思，都在忘我地工作着。现在看来，一起抢劫案大可不必兴师动众，一个人就可以办好，但是当时可做不到，因为大家都是军人出身，除了我和副检察长有一定办案经验外，其他人都不是科班出身，也没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对法律、政策也都是一知半解。那时，针对检察队伍整体业务素质都不高的情况，我主张大家边学边干、边干边学；而当时大家为了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，学习热情都很高，哪怕挑灯夜战也不喊苦。

　　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，我们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。但是面对出庭公诉，干警普遍有种畏难情绪，担心在法庭上“出丑”。为了帮助干警们克服畏难情绪，我又“兴 师动 众”将所有干警召集起来，模拟庭前答辩演练。出庭那天，公诉干警与辩护律师展开了激烈交锋。在铁证面前，犯罪嫌疑人最终被绳之以法。

　　此后，为提高干警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，院党组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：每周二、周五全院集中学习法律条文、中央政策，一起探讨疑难复杂案例；出庭公诉的案件，承办人要反复阅卷，熟悉案情，庭前进行答辩演练，庭中组织干警观摩，庭后分析点评。一年下来，干警的办案质量和出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，出庭时充满自信。

　　汽 车 情 结

　　1980 年前后，车还是奢侈品。检察院成立的第二年仍没有汽车，唯一的代步工具就是自行车，但没有人手一辆。为了充分利用好自行车，院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自行车让给那些到乡下办案的干警，办理城区案件的干警则步行或者坐一小段的公共汽车——当然，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是自己掏腰包的。

　　当时的办案条件确实艰苦。干警下乡办案都是骑自行车去，有的时候自行车不够用，就只有走路，一次下乡办案少则几天、多则半个月。到城区办案的干警平均一天要步行十多公里，而骑自行车到乡下办案的干警平均每天的往返路程达二三十公里。一个多月下来，干警们累得腰酸腿疼。坐自己的车子去办案，成了干警们的梦想。到1984 年，我们有了第一辆交通工具——幸福250 两轮摩托车；1985 年，我们又购置了第一辆汽车——北京吉普。

　　铁 面 无 私

　　1985 年，我们承办了一起盗窃案，犯罪嫌疑人是我一个老友的儿子。一天，我那老友拎了瓶白酒登门找到我，请求我对他儿子不作犯罪处理。当时，我拉着老友的手说，“你我都是觉悟高的人，我想你应该清楚，将一个犯了罪的人作不犯罪处理，这是违法违纪的事情。”见老友微微地点了点头，我又详细地向他说明其儿子的犯罪事实以及相关法律条文和政策。听了我一番话，老友放弃了对他儿子不作犯罪处理的请求，连连称道，“你做得对，我因一时护儿心切而犯了糊涂”。我们相视一笑，这事就这样过去了。此后，我们的友谊依然如故。

　　一 个 小 兵

　　1990 年，我退休了。在家没待多久，就接到了检察院的返聘书，原来单位要聘请我到办公室搞文字材料，当时我又惊又喜，说实话我很不想离开检察岗位，还想为这个自己一手拉扯大的“孩子”再做点事情。得知我要回检察院工作，孩子和亲戚们都很不解，“你都63 岁的人了，还去和年轻人凑什么热闹，你还是安心在家享清福吧！”我这人有个倔脾气，凡是决定好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，第二天我就起了个大早，徒步到单位上班了。

　　办公室的工作是比较繁琐的，特别是文字工作，让很多年轻人吃不消。1993 年一天，办公室主任关切地对我说，“李检，那些繁琐的文字工作就让他们年轻人去做好了，您帮忙整理一些文件就好了。”我笑着说，“别看我六十多岁的人了，从事文字工作我还是吃得消，你就放心吧。”第二天，我写的一篇新闻稿就被《中国检察报》刊载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写的简报又被省检察院采用了。办公室的年轻干警都对我刮目相看，“李检，您的笔杆子还真不赖，今后我们要好好向你学习啊。”我拍了拍小鬼的肩膀，“你们年轻人身上也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，今后大家互相学习啊。”

　　曾经有一位老友问我，“从一个检察长突然变成一个小兵了，你不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吗？”我笑着说，“作为一个孩子的父母，为了孩子的成长，又岂会在乎那些身份呢？”听我这么一说，老友和我都笑了。在办公室待了将近十年，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，那个时候身体还算硬朗，不过记忆倒是有所衰减。原本还想继续在单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因为老伴身体不大好，于是忍痛离开了单位。此后，我虽然不在检察院了，但仍心系检察院，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检察院。在我眼里，它就是我的“孩子”，永远都是我的牵挂。